食安难“根治”是系统性问题
现在食安出现问题，更多的是把板子打在供应商身上，觉得是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有失偏颇。
在姜崇斌看来，食安难“根治”是系统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食安管控风险意识不高
今年3月12日，“大反转”的成都七中食安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起初网络爆料，该学校给学生吃霉变食物，一时间上了热搜，引发舆论声讨。
但5天后，该事件出现重大反转。成都警方调查后表示，“问题食品”均是人为。
先不追究家长们的冲动行为，实际上可以看出学校日常中，并没有重视食安问题，也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这里校方与团餐公司实际上，存在着两难的“尴尬”：
学校作为教育教学单位，让其把后勤这一块也管好，实际上也是勉为其难，因为学校里面没有专业的后勤管理的人员。同时这些年在教育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把很多事情都外包出去了，承包公司在追逐最大化利益的过程中，对于尽责食品安全工作，一定会存在忽视或者侥幸心理。而从政府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目前对于食安监管与执法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政府监管资源与实际需求不相适应
姜崇斌以成都的温江区为例。
深圳仅温江一个区就至少有500所学校，而教育局负责管理食品安全的基本都是一个科，这一个科带上科长，人员配置基本上在3人，而他们这个科室不仅要管食品安全，还要管校车安全、消防安全、设施安全等等，平均来看，也是1.3人要管近500所学校。
而如遇到大检查，如今年3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要求4月5号之前，全部学校都要巡查一遍，也就是说一个半人要在45天内，巡查500所学校食安情况，困难可想而知。
另外，校园的食品安全一般都是两个部门联合，既教育局与市场食药监局。
但在市场监管总局这边，他们不仅要管校园食品安全，还是管社会餐饮。如以万计这个单位数量的街边档口，同时要对生产、流通、出品三个方面负责。
可见政府管理部门在当前食安监管方面的难处。
三、食品产业准入门槛低
长期以来，我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食品产业的门槛特别低。既然门槛这么低，那么就存在诸多不一致的生成管理方式，也必然直接导致食品安全缺少保障。
四、从业者道德素质普遍不高
在食安问题频发的前几年，网络上曾出现了“易粪相食”这个极具讽刺的生造词。
该词出自吴恒的《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与《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应有的态度》两篇报告。
是指每种食品的生产者都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因此从来不吃，长此以往，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垃圾。
而这位有毒食品警告网站创始人曾对食安安全从业人员现状这样描述：
我做的鸡翅有问题，我不吃鸡翅，但是我会喝牛奶；我卖的牛奶有问题，我不喝牛奶，但是我吃鸡翅。在无论愿意与否，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五、种养殖业规模化程度不高
以我国猪肉食品加工企业为例，我国出栏1万头生猪以上的企业，总数不及全国总产量的10%。
从国家统计局另外一组数据可以看到，2017年全国生猪出栏68861万头，8家上市规模猪场只占到总市场的4.9%。
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种植与养殖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还处于一个分散化经营的状态。
“在系统性问题现状之下，某一领域餐饮完全做好，不出问题，很难，因为它很难独善其身。”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当前的食安现状，逐步解决食安问题？
